半岛综合体育比起马化腾、任正非或许他才代表着真实的深圳1991年，26岁的王平告别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，跟着同村发小，乘车三天三夜，从温州瑞安老家来到有深圳第一大镇之称的深圳市宝安县布吉镇（现龙岗区布吉街道），在一家配电箱工厂做了钣金工人。

　　去深圳之前，王平在温州老家的镇子上做了多年电器组装工人，年轻的王平对当时的状况并不满足，就那么点技术，翻来覆去地重复劳动，感觉没前途。

　　深圳特区建立40年，我可以说经历了其中的30年。在王平看来，对于出生农村的他而言，深圳给了他致富的机会，也改变了他和许多同乡的命运。

　　当时我们老家镇上有不少人去了海南、汕头和珠海，这几个地方当时名气都很大，我之所以来深圳主要是因为村里已经有人在这站稳脚跟了，我们就跟着过来，回头来看，当时选择来深圳的这批人，现在也是发展得最好的，不少去了海南的人，后来就回老家种地、打零工了。王平感慨，30年前的一个决定，成了不少同龄人命运的分岔口。

　　刚到深圳的王平和同乡一起给别人打工，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4个小时，甚至18个小时，吃住都在厂里。

　　工人们晚上都是在厂里一起睡觉的，上下铺，厂子边上有条河，蚊子很多，很凶悍，睡觉的时候只要把手靠在蚊帐边上，蚊子就会隔着蚊帐叮你，一觉醒来手上全是包，我们几十个工友，只有两个小卫生间，洗澡、上厕所都要排队，所以我们经常集体在厂房外露天洗澡，当时也没空调，天气热的时候常常一边睡觉一边拿毛巾擦汗。王平说。

　　上世纪90年代初期，在深圳务工需要办理居住证，但当时来深圳的外来人口太多，居住证并不容易办，王平就属于长期没有居住证的人。

　　因为没有居住证，那段时间我总是提心吊胆半岛·体育(综合)官方APP下载，要小心半夜有人来厂里查居住证，没有居住证的人会被拉走，得花不少钱才能把人捞回来，所以半夜里只要厂门口一有动静，我就从床上跳起来，躲到厨房去，所以我总是睡不好。王平说。

　　在当时的布吉，包括特区里的大部分地方，马路上总是黄土飞扬，我们戏称‘黄金土’。路上很少能看得到老人和小孩，到处都是全国各地来深圳淘金的年轻人，可能是流动人口多的原因，当时治安也不太好，我记得1994年，我妻子来了一趟深圳，脖子上的金项链在马路上被抢走了，后来好多年她都不敢在深圳戴金项链出门。王平说。

　　记得到深圳两年后，我在黑市上花25元买了一辆永久28（吋轮径）老式自行车，车子很新，可能是赃物，我记得当时市场上的新车价格要200多元，我一有时间就骑着它去外边兜兜转转，我还给我妻子写信，说等她来深圳，我要骑车带她出去玩，但没想到，在她来深圳的前一个星期，车子被偷了，估计又流到黑市上去了。王平笑着说。

　　在配电箱工厂做了5年钣金工后，勤奋好学的王平学到不少技术，1996年，妻子也来到深圳，王平租了间厂房生产配电箱，自产自销，渐渐地，生意有了起色。

　　到深圳10年后，王平有了自己的小厂子，自己使用一部分厂房，剩余的部分对外出租。2005年，王平还在布吉一条热闹的主干道旁买下一间门面，开起了工厂的门市部，销售变压器、电表箱、分户箱、消防控制箱、箱式变压器等产品。

　　其实，当时想在深圳立足也是不容易的，到深圳的前10年，我很多次想过放弃，但一想到两个孩子还在农村老家，我们夫妻俩就想一定要把他们带到城里来，再一个就是，如果回老家，只能选择种地或者给别人打工，也不是办法。这样一想，再大的困难也就挺过去了。王平说。

　　对此，王平向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记者表示，深圳的营商环境总体是不错的，我有三个体会，一个是我从1996年开始办厂，我感觉政府办事比较透明，不管是对早期进来的外企、港企，还是对内资的大企业、小企业，都比较公平，政府官员吃拿卡要的情况比较少，企业基本上只要安心做好自己的事就行；第二个是深圳作为经济特区，政策宽松，特别是在早期，这给小企业发展带来很多机会；第三是深圳作为一个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兴城市，企业主来自全国各地，思路开阔，思想解放，很务实，很少有攀比之风，企业主圈子的氛围好，大家都想着怎么把生意做好、做大。

　　1991年，王平只身来到深圳时，大儿子才4岁，小儿子刚出身不久，妻子带着小儿子在娘家休养，大儿子则托付给了王平的父母。

　　对我们这批早年出来创业的人来说，无法照顾父母和小孩的问题是普遍存在的，早些年的时候，我两年都不能保证能回一趟老家，当时从深圳坐车到温州需要三天三夜，来回至少需要6天，中途还要转车，特别是在打工那几年，我一个月休息时间也就2天。我记得2000年才有了直通车。90年代末，深圳有航班可以直飞温州，单程机票价格高达1000多元，可能相当于现在3到4万元，我们肯定舍不得买啊。王平告诉记者，只有最近5年，生意稳定了，每年才能保证回老家一到两次，走访亲友，陪伴父母。

　　现在，王平的两个孩子都在深圳安家落户，且结婚生子，大儿子负责管理工厂，小儿子在一家知名私企上班，王平和妻子则负责经营门市部。

　　对于创办企业以来最大的遗憾是什么？王平认为，最大的遗憾是自己和妻子都只有小学文化水平，因为文化水平不高，错失了很多做大企业的机会，也让我们比别人更保守，缺乏自信。

　　我们夫妻俩不懂营销，也不懂怎么创立品牌，就想着踏踏实实把厂子的生产抓好就行，安心做代工业务，我们自己也和工人一起参加生产，但我们一些有远见、有魄力的同行，把握住了发展机会，创立品牌、扩大生产，在2010年之前就做得很大了，现在办厂已经是副业了。王平说。

　　在王平的深圳记忆中，过去10年的关键词并不是腾讯、华为、大疆的崛起，也不是深圳跻身一线城市，而是深圳飞速上涨的房价。

　　中国房协数据显示，2020年7月，深圳住宅交易均价为74322元/平米，远超北京的62959元/平米和上海的56773元/平米。交易均价同比上涨19.4%。

　　我记得很清楚，2009年左右，深圳很多新房价格还在2万元左右，我们感觉太贵了，再加上当时的市长因为贪腐被查处，听说涉及到很多开发商，所以我们认为房价会跌，没买房，现在回头来看，肯定是错过了。王平说。

　　同样在2009年，一位温州老家的朋友来深圳看望王平，王平和妻子陪着朋友看了几个楼盘，朋友果断下手，买了几套，目前增值超过2000万。

　　我那位朋友说，当时温州的房价都比深圳贵，深圳的房价简直太便宜了，一定要想办法多买几套，但我离开温州太久，理解不了老家人的想法。现在一想到人家这十几年买房增值的钱比我辛苦办厂赚的钱还要多，就不得不佩服人家的眼光。王平说。

　　王平介绍，在深圳布吉街道这样的城中村较为集中的区域，老房子交易均价也要4万元左右，新房需要5至6万元每平米。

　　感觉深圳的房子还是不愁卖，一开盘就卖完，像我们布吉的房子，性价比还是很高的，在南山区、福田区，每平米十几万的房子已经遍地都是了，酒店式公寓都要6到8万了，所以我就说，‘来了就是深圳人’这句话现在真的要打个问号了，落户门槛太高。王平说。

　　眼看房价一路飙升，毫无回头的趋势，2014年，王平终于出手给两个孩子各买了一套房，自己和妻子仍然住在厂里。

　　王平告诉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记者，过去10年，房价的上涨直接导致企业经营成本上涨，王平身边的实体企业超过80%都已搬离深圳，主要去了东莞、惠州和深汕合作区，也有小部分企业关门歇业。

　　王平说，以他的工厂门市部所在的那条街为例，过去10年中，路边的百余家门店中，平均每年会有四分之一被转手，更换门头，每隔三五年就要换一遍，能长期生存的屈指可数。

　　这10年里能开长久的店大多是老店，比如十几年前和我们一起入驻的五金店，有很多老客户，生意稳定，或者门面是老板自己买的，没有房租成本，要不然，赚的钱都不够交房租。今年受疫情影响半岛·体育(综合)官方APP下载半岛·体育(综合)官方APP下载，还有十几家门店没开门，可能也找不到人接盘了。像我家门市部隔壁的那个门店，10年来开过油漆店、鞋子店、服装店、零食店，现在做面馆，10年换了5次老板。王平说。

　　对于企业的未来发展前景，王平并不看好，我们毕竟是传统行业，产品和模式都很难创新，比如我们生产企业会把开关设计得时尚一点，外观漂亮一点，但这都不是本质上的创新。再加上行业里垫资多，应收账款多，这几年成本上升、利润率下降后，两三笔呆账坏账就可能会把利润吃掉，经营风险越来越大。在深圳，我们基本属于快被淘汰的行业。

　　目前，在王平的业务中，小订单的毛利大约20%至30%，大订单毛利大约5%至10%，而在2010年之前，或者2015年之前，由于深圳处在城市建设大发展时期，不管大小单，毛利都在30%以上。

　　这几年每年订单都在减少，今年可能受疫情影响，订单很少，比往年少得多，现在在手订单都是去年底、今年初客户下的，主要是给房产开发商的，10月份开始厂里可能就没活干了，从目前情况来看，企业搬离深圳只是时间问题，大概率是明年吧。王平说。